72岁的江西宜黄人黄范铭患有严重气喘，每天吸氧，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再见儿子一面。

1999年，儿子黄坚（化名）以高分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两次考研没有考上，他到杭州等地找工作。一直到2007年4月，最后一通电话后，与家人彻底失联。

11年来，黄家人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愿让人知道儿子一直没回家。直到今年，黄范铭住了五次院，他说：“我快要死了，我怕见不到他，我只要听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够了。”

“我一定要走出大山走出江西”

今年72岁的黄范铭是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人河东美术生高考复读培训班，18岁开始进入宜黄县建筑公司工作，直到56岁退休。妻子李嫦娥比他小7岁，在家种了三亩地。家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黄建华今年41岁，专科毕业后外出打工，现在在深圳一家机械制造厂工作，10年前，和妻子小清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小儿子黄坚，今年39岁。

黄范铭说，大儿子性格像他，爱玩，不会读书；小儿子性格像妻子，不喜欢说话。以前家里很穷，他和妻子忙着挣钱，无暇管孩子。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懂事，四五岁时，就会帮忙妈妈去菜场卖豆腐，还会一起到外面捡西瓜皮西瓜籽喂猪。

黄建华觉得，弟弟性格有些内向，两人虽为兄弟，平时交流却不多，“我读书是在宜黄一中，他是在宜黄二中，晚上回来都睡觉了，早上又出去了，很少碰到一起。”

在黄范铭记忆中，黄坚学习很刻苦，高中时，每天早上6点就起来，到顶楼读英语。高考前，他曾对父亲说：“我不想跟你一样到地里劳动。你太苦了，太累了，我一定要考取大学，走出大山，走出江西。”

黄坚高中时的登记照

李莉（化名）是宜黄二中98级理科班毕业生，她告诉澎湃新闻，当时整个年级大概有90个学生，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黄坚是文科班的，那时全年级学生没有特殊情况都会参加高考，但考上大学的并不多。

吴冕（化名）高三时曾和黄坚同过桌，在他印象中，黄坚成绩好，考过班上前三名，但平时不喜欢与人交往、交流，除了读书就是回家吃饭。

黄坚高中同班好友蔡桦（化名）记得，黄坚擅长数学，对历史、政治等科目比较感兴趣。

1998年，黄坚第一次参加高考，只考了486分。成绩出来后，他告诉父亲，“考试时心情太紧张了”，所以没考好。尽管可以上专科学校，但黄坚决定再考一年，“他说我要考一个好的大学，一般大学我不去。”

在宜黄一中补习一年后，第二年，黄坚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这让黄范铭夫妇倍感骄傲。

黄坚复读时的数学老师叶廷（化名）说，黄坚学习很努力，也很好学，早上晨读会比其他同学早到，遇到不懂的题目也都会问，“平时（成绩）也还过得去，高考发挥得稍微好一点”。

蔡桦说，1998年高考时，他考了530分，是班上第一名，而黄坚第二年考了570多分。

邹国勇曾是1992年宜黄县的文科状元，被武汉大学法学院录取，他说，“我们那边文科要考到武汉大学的话，一般都至少是县里面的前两三名。”

“鲤鱼跳龙门”

1999年9月，黄范铭送儿子到武汉上大学。到学校忙完报道后，儿子因为太累，直接倒床上睡着了。他下楼去洗澡，回来时忘了儿子在哪个宿舍，于是跑到宿舍楼顶躺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再到宿舍楼上等着，遇到了出来找他的儿子。

邹国勇与黄坚是宜黄老乡，也是武汉大学校友。黄坚大一去学校报到时，他和另一位也在武大读书的宜黄老乡，去黄坚宿舍看他们。

他记得，当时父子俩已经整理好床铺，在跟其他室友聊天。黄坚看起来瘦瘦高高的，不怎么说话，黄范铭语气中满是骄傲，说儿子高中时成绩遥遥领先，“鲤鱼跳龙门”。

在邹国勇印象里，黄坚“有点清高，可能对生活期望值比较高，觉得现实跟他的期望有那么点差距，因此会有点失落感。”

邹国勇说，老乡聚会时，黄坚很少参加，跟其他老乡互动也很少；在学校与老乡说话时，他从来不讲家乡话，而是说普通话。

黄坚（左一）和同学合影

2001年下半年，黄坚曾到邹国勇宿舍，找他借过一两百块钱。邹国勇心想都是老乡，便没多问。第二年黄坚才还他钱。那也是邹国勇最后一次见到黄坚。

黄范铭说，儿子上大学后，基本每个月往家里打一次电话。那时家里没有安电话，黄坚便把电话打到邻居家。电话中，他会询问家里的情况，很少提自己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大二寒假回家时，他告诉父亲，自己通过班级演讲竞选，当上了班长。黄范铭也惊奇地发现，以前不怎么说话的儿子，上大学后变得能说了，但跟家里人，“你问一句他就答一句，不自己主动说”。

2003年，儿子打电话告诉黄范铭，自己报考了武汉大学另一专业的研究生，“差3分，公费的没考上，自费的可以上”。考虑到家庭经济条件，黄坚没有去，决定再考一年。第二年还是没考上。

之后黄坚回家，在家呆了三四个月。李嫦娥劝他出去找工作，他觉得杭州、宁波这些地方比较发达，便去了杭州。

“我不愿回家当老师”

高中同桌吴冕回忆，大约14年前，黄坚曾来杭州找工作，一待就是8个月，“他来杭州找一个复读班的同学，同学那儿住不下，就来我那儿住了几天。”

一起同住时，吴冕发现，一讲起国家大事，黄坚就聊得很起劲。他曾问过黄坚大学学习的事，但他只说自己学习了历史古建筑。

黄坚还告诉他，毕业时自己放弃了去国安局做情报人员的工作，也放弃了回县城教书的机会，“他说不想待在那个县城里面。”

吴冕记得，到杭州的前半年，黄坚偶尔会买张报纸看看，但基本没找工作，每天宅在房间上网、玩游戏，很少出门。由于没有收入来源，那段时间基本都靠几个同乡管吃管住。半年后，黄坚自称在杭州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策划工作，从此开始早出晚归。

然而两个月后，黄坚突然告诉吴冕自己辞职了。在房间待了一周后，他又说在嘉兴找到一份工作。

吴冕清楚地记得，黄坚离开的时间是下午一点，“春天那个时候人特犯困，我在床上睡觉，他敲开门来，找我要了200块钱，走了之后他qq就再没上过线，就失联了”。

黄范铭说，儿子去杭州后，曾打电话告诉他，历史专业找工作难，他想去浙江杭州商学院再学一个专业，这样工作好找一些。

期间，宜黄一中老师曾联系黄坚，想让他去教历史课，黄坚说：“我不愿意当老师，也不想回宜黄去。”

黄范铭至今仍不清楚儿子有没有在杭州找到工作。他只知道，去杭州后，儿子几乎每个月都会打电话让家里寄钱。“一开口就是要钱，我就怕他进了传销。”黄范铭说，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每天工资只有40元，还得每个月给儿子寄钱，多的时候上千，少的时候几百，三年总共寄了近3万块钱。

黄建华也曾给弟弟寄过钱，“大学毕业后，他找我要过三四次钱，每次几百块。除了要钱，几乎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黄范铭曾想去杭州看看，儿子劝他：“你不要来杭州了，等我赚到钱的时候，我会带你去上海北京这些地方逛逛。”

2006年的一天，早上8点，黄范铭骑自习车去上班，在河东桥上被一辆从后来开来的摩托车撞断了髂骨。肇事夫妇赶紧将他送到县医院，治疗花了2000元，又赔了6000元。出院后，黄范铭走路不便，两条腿一只长一只短，需要拄拐杖。家里人想要小儿子回来看下他，黄坚没回。

等到2007年4月，黄坚给家里打电话说到了上海，黄范铭问“你又要钱了？”李嫦娥接过电话，有些气愤地对儿子说：“要钱没有，要命两条。”黄坚立马挂了电话。

那天，黄建华也在家，“我爸妈可能有点怨气，说经常要给他打钱，那时候我爸又被车撞了，根本就没啥钱了，有时候都是借的”。

黄范铭说，这次之后，小儿子再没给家里打过电话，与哥哥、其他亲戚也没有联系。由于家里是固定电话，无法显示来电号码，他们也不知道儿子的电话，只能等儿子打过来。他觉得，儿子是因为家里没给钱，“赌气了”，便不跟家里联系。

“我一直在等他的声音”

儿子失联后，黄范铭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怕丢脸”，便一直没去报警。他腿脚不便，出不了远门，妻子连普通话也讲不清，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儿子。

黄建华觉得弟弟自己不愿意回家，“你报警，知道他在哪里，他不回来又怎么办？”

几年前，父亲曾提出让他放下工作去找弟弟，那时他刚成家生子，担心放下工作，家里就没了主要经济来源，于是作罢。

黄建华妻子小清说，家里人曾拿着黄坚的材料和照片，去找当地电视台，没能成功；也拿着户口本去当地派出所，想要查询黄坚的身份证使用情况。派出所建议他们先去报案河东美术生高考复读培训班，黄家人觉得他是大学生，“万一报警留个记录，对他以后不好”，便只能苦等着。

蔡桦最后一次见黄坚，是2002年暑假，一起聊了下找工作的事，“从那年之后，他跟同学的联系就渐渐少了。”

吴冕说，2008年时，宜黄二中98级同学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黄坚没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班上同学都知道他失联的事，“我们也一直在找他”。

邹国勇记得，去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曾找过他，问他跟黄坚有没联系，说班上同学聚会，大家都联系不上他，想找他。

黄范铭说，自己“知道他不会乱来的”，就怕进了传销窝点。

如今，72岁的黄范铭患有严重的气喘病，呼吸有些困难，一走路就气喘，已经吸氧7年了。因为感冒发烧，他今年已经住了5次院，8月31日才刚出院。大儿子给他买了台吸氧机，他每天得吸氧15个小时，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他说，一家人都盼着儿子回来，“哪一个父母亲不爱自己的儿子？我每天都在等他的声音，他来不来没有关系，我只要听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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