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费莉三个多月前被带走后，原本热闹的师门微信群突然沉寂下来。“同门只能私下相互打听消息。”声乐系学生张安说。

费莉的琴房位于川音主楼801室，紧挨着民族声乐系办公室，门上还贴着泛黄的老课表——2019年秋天，费莉每周一、周二都会在这里一对一指导学生，从11:30到20:30，歌声不时传出。

而在9楼排练厅，每周五上午，她的同事、时任民族声乐系副主任邓芳丽则会上一节声乐大课，这是一门颇受川音学生好评的课程，“一些没选课的同学也会去旁听”。

这堂为期半个学期的大课，可能是这位青年歌唱家在川音讲台上的绝唱。

时间回到5月中旬，不少川音教师都收到一条群发的举报短信。

举报直指声乐系招生腐败——“2018年底，按省外考生每人18万的标准，收受一百三十余名考生近两千万现金”，“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打分，统一分配”，“2020年，收费标准上涨为25万”。

举报末尾还预告了续集，包括“考研黑幕”、“专业敛财”、“流行帝国”、“学术造假”等等。然而，没有人再接到续集，2020年9月，南方周末记者拨打发送短信的手机号，该号已经停机。

发信人销声匿迹，但短信无疑搅动了川音上下的心绪。

5月18日，四川音乐学院党委会学习了《四川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实施办法》。会议提出“以刮骨疗伤的勇气，用铁的手腕大力整治严重败坏学校声誉、坑骗考生钱财的违纪违规违法行为”，同时告诫全校师生员工“自觉维护学校形象，珍爱工作岗位，真正认识到学校好则大家好，学校损则人人损”。

一则由川音声乐系官方公众号发布的推文显示，邓芳丽在会上发表学习体会，说：“一定珍惜当前学校发展的良好局面，坚决同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截至发稿前，该推文已被删除。

“斗争”来得很快。6月中下旬，川音党委先后对声乐系和民族声乐系进行巡查，对外公开的巡查内容包括“教职员工在招生中遵纪守法情况”、“解决师生员工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民族声乐系副主任正是邓芳丽此前的职务，2020年初，她调任声乐系副主任，两系关系密切，在招生环节中也存在交叉，实施声乐大类招生。

巡查结束后一周内，三名教授被相继带走。四川音乐学院党委宣传部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该案由四川省纪委监委办理，学校方面不掌握案情。从公开渠道，尚无从得知三人被带走是否与巡查有关。

地道“川音人”

被带走后，三名被查教授的资料，均已从川音官网删去。

综观三人履历，她们都有在川音求学的经历，是地道的“川音人”，年龄相近，邓芳丽和费莉均生于1973年，杨婉琴与费莉同为1991级声乐系同学。邓芳丽和费莉是歌唱演员出身，杨婉琴则在毕业后就留校任教。

三人之中，邓芳丽的经历尤为曲折。据《歌曲》杂志2000年的报道，邓芳丽在小学时参加南充市的小歌手比赛，一举夺得一等奖，被少年宫合唱团的老师看中。

读到高中，邓芳丽计划报考音乐学院，这一计划在上世纪80年代的川东小城显得标新立异，遭到检察官父亲和会计师母亲的极力反对。

在音乐老师宋敏的帮助下，中学时期的邓芳丽拜入川音老师门下，每月数次从南充前往成都上课，“早上6点乘车直至晚上6点到达，在老师家中上一晚的课，次日再返程。”

1992年，19岁的邓芳丽以南充歌舞剧团委培生的身份，获得前往川音进修的机会，人生轨迹由此转折。

据邓芳丽的一位老师回忆，委培生的培养层次是大专生，班中成绩前三名可以直升本科，邓芳丽当年勤奋上进，以第一名的成绩“专升本”，并获得学士学位。

在一则拍摄于1995年的演出录像中，邓芳丽等三名同学和导师张莉同台演唱，解说介绍这是一场少见的“师生同台音乐会”，为尚不知名的学生提供了学习锻炼机会。彼时，邓芳丽还在读大三。

一年后，邓芳丽从川音毕业后回到委培单位，成为南充歌舞剧团的独唱演员，并迅速成为团里的“台柱子”。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我在学校学习的是美声，下乡演出发现农民很难接受，他们喜欢的是甜甜的、与生活接近的民歌声乐艺考内容，便转而练习民族唱法。”

2001年，上山下乡演出近五年的邓芳丽再度迎来转机，这一年，她从歌舞剧团调动到四川师范大学任教。川师位于省会成都，艺术学院中不少教师毕业自川音，两校圈子几乎重合，凭借导师帮助，邓芳丽于2005年调至母校川音。

回校任教后，邓芳丽继续专注民族唱法，被安排在声乐二系，也就是现在的民族声乐系。

2010年，邓芳丽在美国结婚生女，年底应邀独自回国参与组建川音歌剧合唱系，并出任系主任助理。

到了2012年，邓芳丽离婚后开始活跃于微博，既分享从别处转来的鸡汤，也直接通过微博召集饭局和K歌，评论区热闹，多是关系要好的同事和学生。

2013年，邓芳丽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北京成都两地跑。

与邓芳丽同岁的费莉，同样就读于川音声乐系，但比邓高一级，1995年毕业后进入四川省歌舞剧院，2007年回川音声乐一系任教，教习美声。

声乐系学生张安描述，导师形象气质歌唱技艺俱佳，跟学生和青年教师都能打成一片，“她乐意帮门下学生对接资源、找工作，其他同学很羡慕。”

杨婉琴则是费莉的同学，毕业后即在川音附中执教，专注歌剧演唱，早在1999年就与时任声乐系副主任共同于校庆歌剧音乐会献唱。

杨婉琴事业的高潮出现在2016年，时任院领导力推“四川造”歌剧，杨婉琴参加了《薛涛》《杜十娘》等剧目的排练，作为主要参演人员在全世界巡演，次年即擢升教授，并任声乐教研室主任。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川音声乐类教师中有不少本校91级本科生，如今已是声乐系的中坚。“91级是声乐系推进教学改革实验的关键一届，学生锻炼机会多，成长为音乐家的也多，同学间在业内也很团结。”一名在川音执教多年的退休教师介绍。

“白手套”

川音三教授被查的消息，在艺考圈引发震动。

“之前就感觉（川音声乐系）迟早要出事，但真正爆出来还是令人意外。”一名从事声乐艺考培训的成都业内人士表示，消息早在7月上旬就在圈内传开。

经济观察报援引多位川音内部人士消息称，三人被查源于学生家长和培训机构的举报。

“培训机构的加入让举报得以奏效。”前述业内人士解释，如果只是学生和家长举报，那结果或与过往的零星举报相似。

事实上，培训机构是链条上的深度参与者，声乐系通过培训机构组织招考生意，由培训机构向考生收取贿款，降低直接交易的风险。在这条潜规则下，培训机构充当了“白手套”，考生和家长无法掌握评委受贿的直接证据。

作为回报，培训机构可通过层层加价获利。以川音声乐系为例，2018年声乐系给到前述业内人士所在培训机构的价格为每名省外学生18万元，但大部分学生收到的报价在25万至30万不等。

然而今年，声乐系上调了“价格”，这无疑侵蚀了培训机构的利润。上述业内人士透露，调价打乱了一些培训机构的阵脚，引起机构和家长的不满。

按照往年的节奏，省外考生通常在2、3月份参加川音校考，培训机构从前一年国庆假期后开始招揽考生交钱，名额在元旦前后就排满了。

2020年初，邓芳丽调任声乐系副主任，随即通知涨价，但机构早已按照去年的标准向考生收钱，如果想维持原有利润，就需要向考生加收。

矛盾由此埋下。2020年4月的艺考放榜后，一些交过钱的学生成绩并不理想，并推测是贿款送少了的缘故。

按照川音的录取规则，考生的艺考和文化课成绩同时合格后，将按照艺考分数高低确认最终录取名单，因而考生即使拿到艺考合格证，但艺考分数较低，仍难以被录取。

而按照圈内潜规则，如考生行贿后未拿到艺考合格证，将获得全额退款，一旦拿到，无论最终是否录取，都不会退款。

“不少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家长找到机构要求退款，机构无奈之下参与了举报。”前述业内人士介绍。

一则2019年发生在河南的新闻或能侧面说明上述运作模式。一名卢姓家长举报郑州工商学院教师贾楠收取其20万贿金，以保证其女儿通过川音艺考。该名学生因文化课成绩未能达线，家长要求退款被拒后，转而举报。

被举报教师贾楠正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她承认曾收取卢姓家长20万，但坚称这笔费用并非贿金，而是培训费，举报家长也未能提供更多证据。

前述业内人士介绍，“艺考圈子中，高额培训费和贿金的界限十分模糊，只要严格由中间人操作，涉事教师就不会引火烧身。”

一些培训机构还会利用考生和考官的信息不对称来套利，部分贿款并没有流入考官手中。

“带金招生”

何涛（化名）在川音从教三十余年，参与招生二十余年。在她的印象里，“带金招生”在2000年左右开始抬头。

“最开始就收几千块钱课时费，评委间互相打招呼。”何涛回忆，当时考场上有七个评委，会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只要有三四个评委买账，就能打出比较高的分数。因而平常关系再紧张的老师，到了招生季也客气、团结，打分的时候相互买账。

何涛最早听到有关邓芳丽“招生敛财”的风声是在2011年，彼时，邓芳丽刚应邀回国，正科级的系主任助理职务使她在2011年担任了一个考场的负责人。

随后几年里，歌剧合唱系都与声乐系共同招生，学生入校后再根据意愿分流，邓芳丽得以与其他一些老师达成合作。

目前无从得知邓芳丽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但一位自称深度参与招生交易的川音学生李奇（化名）向记者描述了他所知道的交易内情。

李奇从附中起就在川音求学，深受老师信任。在本科期间，他就被委以中间人的任务——在培训机构和老师之间穿梭，传递考生信息，转交贿款。

在李奇的描述中，具体操作时，考场传递信息也有自己的一套模式。譬如声乐表演，考生会随机分配至不同的考场，需确保每个考场至少有一位考官知道送钱考生的信息，并统筹评委打分。

按现有考试规则，考官无法得知考生姓名，因而李奇所要转交的信息包括考生着考试当天服装的半身照，照片背后写着演奏曲目。“出于保密需要，一般通过线下和微信视频联络，很少打电话。”

负责统筹的考官认出考生后，会使用暗号来提示其他评委——例如指定一名钢琴伴奏、事先约定的节点喊停。“这种暗示不具备强制性，但如果考生能够通过考试，参与打分的评委都能分得部分贿金。”

前述2016年吴李红案披露的案情基本与上述说法吻合。相关裁判文书显示，2013年3月，冯姓家长向吴李红行贿12万元现金，希望吴在招生考试中为其子冯某提供帮助。

吴李红原本是冯某的校外辅导老师，据冯某回忆，吴李红在考试前让其通知父亲来成都沟通考试的事情，并在考试之前让冯某将穿着考试时礼服的照片拿给她。

包括原声乐系主任杨士华在内的四名艺考评委承认，吴李红曾在2012年和2013年的专业评审工作中向他们打招呼，希望他们关照两个考生，他们均给出了不实高分。

据一名文姓评委回忆，在评委观看冯某录像时，吴李红向在座评委说这是其亲友的孩子，希望评委给分高一点。吴李红也承认在考前曾把冯某的照片拿给评委看，并告知冯某的参考曲目。

考场众多，吴李红如何确保冯某进入提前打点好的考场？

事实上，2018年以前，川音校考会提前安排好考场名单，操作空间颇大。2018年后，改由电脑在考试当天随机划定考场，考官和考生都只能当场获知自己所在考场。

“这时想要打招呼，就必须确保每个考场中都有愿意买账的考官。”李奇指，这一方式的改变促使敛财模式走向“统一收费、统一打分”。

旧审计报告

李奇已毕业，并不了解今年的校考详情。而参与了2020年艺考招生的声乐系教师王璐（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今年并未看到“猖獗的舞弊行为”。

今年是王璐第一次参加艺考评价，她至今对学校对考试纪律的三令五申记忆犹新，考前一天，学院通知她被抽中当评委，她资历尚浅，也未收到请托。

受疫情影响，今年省外考生是通过提交演出视频参与艺考，评委则人手一部平板电脑用于播放视频，既没有伴奏，也不用喊停，也就没有了李奇口中的统筹考官。

甫一上阵，王璐打出的分数还是触发了警报——根据目前的规则，一个评委的分数如果与平均分相差20%，则会触发警报，提示评委分差过大。

“我初次当评委，经验尚不充足，不知道按什么标准去给考生打分，普遍给得比较高。”王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几番打下来，她基本就找到给分的标准了。

正因为对严明的考纪印象深刻，王璐在听说三人被调查后格外吃惊，“专业教师平时各上各的课，交集不多，我是看了新闻才知道有老师被带走了。”

没有人说得清这门招生生意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审计报告揭示了早期学院官方的“带金招生行为”。

这份由四川省审计厅发出的“川审发[2009]36号”文称，2003年至2004年，川音开始收取赞助费。收取对象是“专业考试成绩未达到省教育厅下达招生计划确定的专业考试成绩85分（含85分）录取线的计划外考生”。

川音招办制定的统一收费标准为：以3万元为基础，按专业考试成绩80分为基础线，差一分增加1000元计算考生应缴赞助费并填写缴费单后，通知考生到财务处缴费。

按照四川省审计厅的审计结论，这一收费标准经过了当时院领导集体研究，但计算清单和收款单未保留。“2003年至2004年，川音计划外招生数4000人，按每人3万元计算，应收取赞助费1.2亿。”但川音提供的财务资料则反映，只收取4788.35万。

时任川音招办主任向审计人员解释，是因为仅对音乐表演和美术类未达到专业录取线的学生收取了赞助费，其他专业学生没有收取。但川音的招办主任未能向四川省审计厅提供有关会议记录等文字材料声乐艺考内容，而收款单据也因为搬办公室整理资料被销毁。

拉上艺考的“帘子”

眼下，身处舆论漩涡的川音正谋求以招生改革挽回声誉，亦有业内人士希望借由招生丑闻的曝光，推动制度建设。

改变招生考试规则的确能遏制乱象。例如，同样是在川音，作曲系和音教系的专业考试就被业内普遍认可，“没什么水分”。

一位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音乐教育系要考钢琴、声乐，视唱、练耳、乐理等基础科目，也要计入总分，涉及环节太多，打点难度大。作曲专业则有笔试试卷留档，也难以造假，因而也是川音的王牌专业。”

眼下，不少四川考生即将迎来艺术联考，考生们也四处打听新的考试规则。“老师建议底子好的同学今年大胆报考川音，刚出了这么大事儿应该会比较正规。”9月上旬，东北考生小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将参加2021年的川音校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在艺术专业领域，可能只有少数人能够作出判断，在这少数人当中，可能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因而他建议，将过去由个别人说了算转化成专业同行的认可，即建立专业同行的认可机制。

南方周末记者从可靠消息处了解到，川音校考中的评委结构的确可能有所调整。川音艺考现有制度中，七名评委中仅有两名校外专家，这一比例将大幅提高，并将专家范围扩大到省外。

这一办法与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的提议不谋而合。陈志文认为，既然现在很多学校采取远程录制视频的办法进行校考，那么如果能在评价过程中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专家库，随机把视频发送给异地专家进行评审，这就能提升校考的公信力。

受疫情影响，今年已有部分院校取消部分专业的校考，承认统考成绩。四川音乐学院在2020年招生中，就取消了在山东和广东两省进行雕塑等10个专业的校考，依据两省的统考成绩录取。

这与监管改革思路接近。2020年10月15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鼓励高校进一步减少艺术类校考专业范围，鼓励高校使用统考成绩进行初选，严控现场考试规模。

在旷日持久的艺考讨论中，校考的合理性一直是争议焦点，支持者强调艺术评价的特殊性，反对者则带有对校考小圈子天然的不信任——这仿佛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但在考生看来，如果院校愿意拉上艺考的帘子、引入更多的校外专家、借助初复试多层把关，那么这所院校就值得更多托付。

“这些举措并不新鲜，就看有没有诚意去做了。”考生小陈说。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马雪迎 陈禹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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